在不少人看来，文物考古是一项神秘的工作。3月12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举行的一场考古学界盛会，拉近了学术与公众之间的距离。2018广东文物考古汇报会上，多位岭南文物考古界“大咖”齐聚一堂，还原广东文物考古工作年度八大项目的发现现场。

　　八大项目涵盖田野考古、水下考古、文物保护与古建筑保护四大领域。多项考古新发现、新技术、新理念首度披露。从中国年代最早的可确认葬式的墓葬到南海深处载满珍宝的沉船……八大考古项目犹如展开一幅岭南文明演进的画卷，让人回味无穷。

　　这是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30年来首次举办面向公众开放的汇报会。消息公布不出3日，报名人数超出预期将近10倍，汇报会当天现场座无虚席。“市民的热情也让我们思考：如何将文物考古更充分地传播给公众。”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劲表示，研究所未来将不定期面向公众举办考古交流会，及时分享最新考古成果。

　　填补岭南文明史研究空白

　　“我从哪里来？”这不只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考古学家关注的焦点。近年发现的英德青塘遗址，是解开岭南先民来源之谜的一把“钥匙”。3年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英德市博物馆在黄门岩1号洞发现了岭南最早的古代墓葬以及保存完整的1万多年以前古人类骨架。

　　时隔3年，考古人员通过遗址连续的地层堆积，建立起距今约2.5万—1万年连续的地层与文化序列。中国目前年代最早的可确认葬式的墓葬、华南最早的穿孔蚌器、广东年代最早的陶器……一系列重要发现，为旧大陆东部现代人出现与扩散、东亚与东南亚史前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线索。

　　考古人员的新发现，也让岭南与中原文化的交往脉络逐渐得以还原。在东江上游的河源东源大顶山墓地，考古人员从14座商周时期墓葬里，出土了150件陶器、石器、玉器及青铜器等各类文物。粤东、闽北、赣南、浙南等周边地区器物的不同风格，都在其中有所体现。

　　这些墓葬器物的风格变化，展现了岭南商周时期社会变革的缩影，也为文明之间的交融传播提供了新的证据。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郑君雷表示，东江流域是从江西进入珠三角和韩江流域的枢纽，这些遗址的发现有助找出中原文化向岭南乃至东南亚的传播路径。

　　而在粤北地区，配合韶关机场的建设，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去年在乳源莱山墓葬群也有新的发现。墓葬时代从六朝延续至唐时期。考古人员发现砚滴、扁壶等明显具有岭北特征的器物，这在广东地区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发现。

　　“我们既发现砚滴、扁壶这类江浙特色器物，也发现陶釜、水波纹罐为代表的岭南本土特色器物，说明两晋时期至少有两种不同文化在这里交融。”田野考古研究中心项目领队唐博豪说。

　　乳源是湖广之间的交通要津，也是研究“北人南迁”的焦点。“这次发现刷新了我们的观念：韶关六朝时期不但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也有不少与珠三角相近的文化元素。”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全洪表示，当地目前发现的墓葬以汉人居多，这一时期岭南少数民族生活的谜团，还有待更多考古发现去破解。

　　水下考古打开黑科技模式

　　说到水下考古的“明星项目”，自然绕不开“南海I号”。自1987年被意外发现以来，从水下搜寻、水下调查到整体打捞，“南海I号”见证着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堪称世界水下考古的里程碑。

　　2018年，“南海I号”发掘工作以提取船内文物为主。到目前为止，“南海I号”共发现超过14万件文物，远超最初6万—8万件的预期。

　　“‘南海I号’就像一颗‘时间胶囊’，将古人的生活状态定格在沉船的瞬间。”广东省博物馆馆长魏峻说。考古人员不但在“南海I号”里发现了大量的瓷器、铁器与精美的金银器，还找到了不少古人的生活用品与动植物遗存，包括19个不同植物种属的数千粒种子或果实。

　　文物提取工作虽然庞杂琐碎，却为后人还原了宋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去年还发现了一筐咸鸭蛋，如今已变成‘网红咸鸭蛋’了。”汇报人说到这里，引起在场听众会心一笑。

　　不少黑科技都在发掘过程中派上用场。考古人员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为船体生成立体三维数字模型，用X光探伤技术监测每件文物保存状况，以XRF荧光技术分析其中的成分。他们还对船体发现的微生物真菌类群与海洋生物种属加以深入研究。

南海西樵山石燕岩水下考古现场。图片来源：南方日报

　　西樵山的风景名胜石燕岩遗址，是水下考古新技术另一个“试验场”。这里保留着从宋代到清代完好的古矿场遗址。由于石燕岩遗址部分被水体淹没，运用传统的测绘办法难以表现三维立体。考古人员分别在水面、水下使用激光三维扫描和三维声呐扫描，再结合人工定位、拼合、建模等手段，最大限度复原了石燕岩采石场的三维立体结构，为未来保护研究与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除文物发现外，文物修复技术也有不少提升。去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信息与文物保护中心联合田野考古中心，对肇庆广宁龙嘴岗墓地出土的一批脆弱青铜器进行清理保护，为未来广东出土脆弱青铜器保护积累经验。

　　文物活化让游客“看见”乡愁

　　近年来，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中公众参与度日益增加。除介绍年度重要的考古发现外，文物的保护规划、活化利用与公众参与，也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思考。

　　编制“古建筑群”的保护规划，首先需明确文物本体的构成。惠州龙门县龙华镇功武村，是一条保存着清代风貌的古村落。在正街牵引下，五宅第、古码头、廖氏宗祠等文物建筑缀连成串，形成三点一线、背山面水的古建筑群格局。

　　翻开地图，文保工作者发现，作为功武村主轴的正街，就如同全村的一条“文脉”：廖氏宗祠位于正街一端，是功武村最早的祠堂之一，见证着功武村的起源；而另一端古码头，可以通过水路直达省会广州；正街上的五宅第，融合着客家与广府不同的文化基因。

　　找到了功武村的“生长机理”，编制保护规划也更能有的放矢。“文物保护并不是孤立的，它既要满足村民的生活、也要为游客参观提供服务。”古建筑研究中心副主任崔俊介绍，他们精心设计了功武村的游览路线，对风格参差的现代建筑作出不同处理，尽量保护传统古建筑主立面景观免遭破坏。

　　位于惠州博罗县龙溪镇的银岗古窑场遗址，是迄今为止广东发现年代较为久远、规模最大、集制作与销售于一体的制陶工场遗址，其出土文物还解决了考古界关于夔形纹和米字型纹年代先后的长期争议。2011年，该遗址被列为广东省首批大遗址。

　　“遗憾的是，银岗古窑场如此重大的考古意义，公众对此却缺乏认知。”如何让古老的窑场遗址重新“活起来”，引起古建筑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喻晓蓉更深入的思考。

　　古窑场地处罗浮山风景区的旅游腹地，周边田园风光引人入胜。为使文化遗址与生态农业和谐发展，文保工作者在规划古窑场遗址公园时，“量身定制”融合遗址文化、田园风貌、户外运动的“两带一环”：游客们在观看展览之余，还可以动手体验陶艺制作、参与公众考古活动，感知古窑场厚重的文化内涵。

　　“总之，让游客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我们制定保护规划的最终目标。”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朱海仁总结道。

　　▶广东文物考古2018年度八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