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厅中的编钟等乐器。图片来源:广州日报
作为馆方“汉代诸侯王系列”的第三个展览,6月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开幕的“齐鲁汉风”大展集纳了来自山东省多家单位收藏的354件(套)珍贵文物,从“赫赫威仪”“民熙物阜”“黄泉碧落”等几个方面,再现两汉时期巍巍齐鲁的雄浑汉风。用博物馆馆长吴凌云的话说,范围这样广、规模这样大、文物这样齐的齐鲁汉代诸侯王文物展览,不仅是广东第一个,就在山东,恐怕也未曾见过。
看看汉代山东人的生活
354件精品文物,出自山东十多座汉代诸侯王墓,收藏于山东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济南市考古研究所、长清博物馆、章丘博物馆、淄博市博物馆、齐文化博物院、巨野博物馆等8家单位。展品包括一级文物45件,二级文物49件,三级文物60余件,可称汇聚山东出土汉代文物之精华。
因为开发较早,与传统意义上中国早期的经济文化中心“中原地区”更近更密切,汉代时山东是全国最繁庶的地区,这里不仅有西汉封国中疆域最大的齐国,还有鲁国、吕国、济南国等。馆方专家介绍,作为目前发掘汉代诸侯王墓最多的省份之一,山东已发掘出临淄大武齐王墓、曲阜九龙山鲁王墓、章丘洛庄吕王墓、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墓、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等十余座诸侯王陵墓,出土了大量珍贵遗物。这些遗物虽然更集中地体现的是汉代诸侯王的生活情况,但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侧面。
山东的纺织手工业天下闻名,“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临淄和东阿是汉代两个纺织手工业中心,“齐阿之缣”是著名的“贡品”。又如展览中展出的“日光对称单层草叶铜镜”“铜壶”“青铜舟”“铜熏炉”等青铜器,反映的是汉代青铜器使用不再受严格限制,生产规模扩大、买卖变得普遍的情况。这一时期很多青铜器铭文上会注明生产地,有的甚至会写明购买价格。汉代青铜器价格处于陶器和漆器之间,《盐铁论》中有“一文杯得铜杯十”,即1件带纹饰漆杯的价钱与10件铜杯相当。
西汉初年,国家在经济上推行重农政策,山东地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并发展。便利的水利灌溉也使山东成为汉代水稻种植量最大的地区之一,琅琊一带(今山东东部)也被称为东方谷仓。当时官方大力提倡养猪养鸡,家畜家禽业十分兴盛。展览中呈现的山王村俑坑,出土大量马俑、牛俑、羊俑、猪俑、狗俑等,陶羊就有59只,集中在俑坑庖厨区域的东侧,显然和日常饮食有关。另一件临沂出土的“丰收宴享画像石(摹本)”,图中左侧为一重檐式粮仓,场院上堆放着三堆粮食,其间散放着斛、斗等量具,不远处有二人着华服端坐席上,监收粮食入库,直观地表现了丰收的景象。
兼得海陆之利 齐鲁与岭南早有联系
从自然和文化地理的角度看,山东地区三面环海,是中国各主要文化区里,相对少有的兼有大陆性和海洋性的区域之一。比如这里较早期的齐国,就是兼得农耕之便和渔盐之利,国家非常富庶,人口繁茂,从而军事、文化都很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初山东海盐生产“齐带山海”,人民多“布帛鱼盐”。汉武帝时实行盐铁专卖,在全国主要盐区设立盐官36处,其中海盐产区18处,11处都在山东。展览中的“右盐主官”铜印,通高9.1、长25.5、宽23.7厘米,是汉代东莱郡盐场大印,其上所刻的职官正是东莱郡主盐官——盐官长。据记载汉武帝曾7次东巡海上,大力开发海洋交通。本次参展的鹤踏龟背铜博山炉等文物,正体现了汉代山东开放的海洋文化。
山东与岭南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不禁有点好奇,汉代的山东与岭南这对小伙伴,之间有没有往来呢?
裂瓣纹银豆。图片来源:广州日报
展览中一件裂瓣纹银豆出自大武汉墓,通高10.9、口径11.3、盖径12、足径6厘米,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出土的银盒造型极为相似。这类裂瓣纹银盒或银豆,通常与海外文化有关。裂瓣纹又称蒜头纹。从造型和材质等方面考察,这两件银器很可能是“一批货”,从海外输入中国之后被分销到不同的地区,且都成了王家珍藏。至于豆与盒的不同造型,大约是因为在不同的使用者手中,根据需要进行了本地化加工。
吴凌云介绍,岭南与山东,虽然相距千里,但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都居于重要的地位。南越王墓是目前岭南地区的代表性汉墓遗址,又是异姓诸侯王墓,与其他地区发现的汉代诸侯王墓渊源久远,也有自身特点。大家之间的关联和差异,通过展览对比一看,就很有意思,也让大家对于中国的“大一统”等重要历史进程,理解能够更深入。
就拿玉器来说,先秦时期,组玉佩是人们最重视的佩饰,其长度是贵族地位尊卑的象征,身份越高,组玉佩越长,行走时步子也越小,时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贵族的风度。到了汉代,已不讲求大贵族必须小步慢行的周礼,因此虽然山东许多大墓中玉器也出土不少,但组玉佩并不多,然而南越王墓在这方面颇具战国余风,出土了不少精致的组玉佩。又如济南双乳山M1号墓墓主人面部盖有玉片制成的玉覆面,枕虎首玉枕,对比南越王赵眜的丝缕玉衣,就能知晓汉代丧葬习俗的很多重要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