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润南粤｜阮元：“守正才优”的清廉典范

提到广东学术史、教育史，就不能不谈及创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原址位于越秀山麓的学海堂，它曾一度是清代广东最高学府，走出了“海内通儒”陈澧、“经学博士”吴兰修、校勘大家曾钊和谭莹、诗坛名宿张维屏、近代科学先驱邹伯奇、戊戌变法领导者之一梁启超等一批名垂青史的人物。它的创办者，是时任两广总督的清代鸿儒阮元。

阮元（1764—1849），江苏扬州人，字伯元，号云（芸）台。阮元一生著述宏富，治学领域涵盖经学、金石、校勘乃至天文、历算、舆地、诗文等领域，“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清史稿·阮元传》）。在仕途上，阮元青年早达，活跃于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政治舞台近半个世纪之久，被称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作为学者型官员，他将穷幽极微、求真务实、经世济用的治学原则贯穿于从政生涯，宦迹所到之处，均勤政廉明、治绩斐然，被道光皇帝称赞为“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

阮元半身像。扬州市家风展示馆供图

严查亏空 实事求是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阮元出生于江苏扬州的官宦之家，祖父阮玉堂为武进士出身，官至参将，为官清廉，以致退休后家无恒产。父亲阮承信虽经济窘迫，为人却古道热肠，乐善好施，且非常注重教育子女。阮元在纪念父母的祭文《显考湘圃府君显妣林夫人行状》中回忆，其自幼随母亲识文学诗，也时常听父亲讲述《资治通鉴》中“成败治乱，战阵谋略”的道理，兼习骑、射。父亲时常教导他，读书应当“明体达用，徒钻时艺无益”，也就是说，要以掌握义理、学以致用为目的，不可贪慕浮华、不切实际。

乾隆五十四年（1789），阮元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进修，后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散馆”毕业考试，获授编修一职。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翰林院、詹事府在职人员的考核中，他再一次展露才华，被乾隆皇帝亲擢为一等第一名。此后，阮元历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官拜体仁阁大学士，晋太傅。

受长期从事经学研究之浸染，阮元在工作中形成了实事求是、勤勉缜密、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根据张鉴等人编撰《雷塘庵主弟子记》记载，嘉庆五年（1800）正月，阮元上任浙江巡抚后不久，便在清查府库时发现该省贪污、挪用、浪费公款成风，全省财政亏损竟高达白银四百多万两。

府库亏空案盘根错杂，时间跨度大，牵连甚广，许多岗位上的官员已换了几批人，涉案人员有的已被调任外地，有的已被革职，有的已经退休乃至辞世。尽管如此，阮元仍然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不畏艰辛，推动案件查处。同时下令严禁各级衙门从地方搜刮掠取，要求现任官员痛改前非、摒除浪费、崇俭黜奢，将节省下来的费用按月上交。经过阮元的大力整顿，各州县亏损款项逐步得以弥补。

同年，金华等多地爆发水灾，一些地方官员因怕被问责而瞒报灾情。而阮元却实事求是，立即将受灾实情禀报朝廷，为灾民争取到四十万石赈粮。为避免胥吏里长相互勾结营私舞弊，他令人将赈粮的发放时间、户名、数量等信息一一张榜公示，并亲赴受灾地区巡视，确保赈粮发放到位，沿途所到之处，灾民扶老携幼举家相迎，赞声载道。

南阮，原指晋阮籍及其侄阮咸同负盛名，共居道南，合称南阮。这里指阮元良好家风代代相传。扬州市家风展示馆供图

厉行廉洁 不收“私税”

阮元高度重视吏治问题，时常用“眼前皆赤子，头上是青天”等警句劝勉下属奉公守法。他还将清代乾嘉时期良吏兼学者汪辉祖的《学治臆说》《佐治药言》发给下属，引导众人以书中的“正心”“守洁”“崇俭”“勤事”“慎交”“戒己”等观点为师，提升修养，改良政风。

在赈灾救济、稽查税务等事务上，阮元在严防官吏从中谋取私利的同时，自己也厉行廉洁，以身作则。嘉庆十年（1805），浙西因连日大雨爆发水灾。身为浙江巡抚的阮元紧急组织人手向灾民赈济银米，广设粥厂。他以“尽一份心即贫民多受一分之益”的理念，督促赈灾人员全力以赴，还为赈济灾民的米粥拟定了一条质量标准——“立箸不倒、裹巾不渗”，即筷子插上不会倒，毛巾裹着不渗水。他每日乘着小船到各个粥厂询民疾苦，与灾民同食米粥，只为保证赈粮“颗粒皆归民腹，不使稍有侵蚀”（阮元《硖川煮赈图后跋》）。因在浙江任上治理有方，政绩卓著，阮元赢得了嘉庆皇帝“颇能整饬、守正才优”的赞誉（清·张监等著《阮元年谱》）。

嘉庆二十二年（1817）至道光六年（1826），阮元赴广州出任两广总督，其间数次兼任广东巡抚、广东学政及粤海关税务。在此期间，阮元巩固海防、禁止鸦片、修堤筑路、兴学重教、剿寇平乱，治绩突出，且享有清誉。

当时的广州是全国唯一对外通商的港口，鸦片走私十分猖獗，鸦片贩子每年贿赂给粤海关执法人员的“私税”达十余万两之多。阮元执掌粤海关之后，带头杜绝“私税”积弊，将洋商之前所缴“私税”一律充公。他还向朝廷提议，以“镇之以威”的强硬态度来对待外国商船，对非法挟带、内外勾结经售鸦片者予以严惩。在其一系列打击措施下，中外烟贩开始有所收敛，不敢再恣意妄为。

阮元主政粤海关期间，广州海关征银多收六十多万两。对于税收盈余，他分文不取，一律收归关库。

道光六年（1826），阮元调任云贵总督。当时，云南盐政衰敝已久，每年盐税亏空达十多万两。阮元到任后，即刻着手正风肃纪，他惩治了一批假公济私的污吏，并完善盐政制度条规，堵住贩卖私盐的漏洞。一年后，云南盐政税收即扭亏为盈；又过一年，盈余部分达到上一年的数倍之多，阮元便将盈余的一部分用于强化边防，有力保护了当地百姓的安定生活。

阮元家庙。扬州市家风展示馆供图

“茶隐”避客 谢绝收受

阮元虽位高权重，却始终严格自律，谢绝收受财礼，并由此成就了“茶隐避寿”的典故。

所谓“茶隐避寿”，就是指每年到了农历正月二十阮元生辰这一天，他都举家外出，到山间竹林等远离尘世之处，饮茶赋诗，悠游赏景，以此闭门谢客，不受旁人一缣一烛之贺。在两广总督任上，阮元就曾多次到学海堂避客“茶隐”。他在《正月二十日学海堂茶隐》一诗中有云：“地偏心远聊为隐，海阔天空不受遮。儒士有林真古茂，文人同苑最清华。”

阮元八十二岁时，曾在文章中这样回顾自己的“茶隐”经历：“至臣四十岁时浙江巡抚任内，凡寿日皆茶隐于外。五十隐于漕舟，六十隐于兼粤抚之竹林，七十在黔溪雪舟中，终身避此哗嚣之境。及今八十二岁，茶隐于长芦庵，巧遇溪山瑞雪之景……”阮元的高雅情趣和清廉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在担任两广总督时，阮元经常赴各地视察，所到之处皆轻车简从，不扰民、不纳礼。有一次，阮元路过化州，听闻化州橘红之大名，为了不惊动地方，便遣仆人进园自行购买，还留下了一篇文章《化州橘红记》。

阮元唯一一次“收礼”的记录，是在他调离两广，转任云贵总督之际，同僚友人弟子门生等以礼赠别。阮元命人将众人所赠礼品登记造册，悉数留作学海堂办学及刊刻书籍经费。

在严以律己的同时，阮元也十分重视家风家教。在孙儿抓周时，阮元曾特意用红笺作诗一首，表达他对子孙知廉耻、戒贪婪的殷殷期望：“翡翠珊瑚列满盘，不教尔手亦相拈。男儿立志初生日，乳饱饴甘便要廉。”（参见阮福辑《揅经室·训子文笔》）此外，阮元还为后代写下“秋斋展卷一灯青，儿辈须教得此情”等诗句，以及“欢喜性生方嗜学，和平心定即修身”等楹联，鞭策儿孙专心攻读，定心明志，修身养性。

道光十八年（1838），阮元退休回到家乡扬州，之后被赐予“太傅”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阮元卒于扬州，获赐谥号“文达”。

阮元自幼深受父辈廉洁品行的熏陶，早在考中进士时，就为自己刻了一方名为“一品清廉”的砚石，以此自励，走上仕途之后，又以廉为荣，毕生躬行，他的一生，文称宗师，官有清声，以学辅仕，以仕倡学，堪为“学与仕合”的清廉典范。

家庙外的阮元像。扬州市家风展示馆供图

【评说阮元】

“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是乃时人对阮元之誉。从中不难窥见，他既是一名高官，也是一名鸿儒。用梁启超综合起来的评价，阮元乃“达官中之真学者”。

作为高官，阮元在广东时可能最为风光，总共佩有六印：两广总督、两广盐政、摄广东巡抚、太平关税务、广东学政、粤海关庶务。作为鸿儒，他对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皆有造诣，若论对广东文化上的贡献，当以其领衔编撰的《广东通志》最可称道，今人称之为“阮通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阮元还有难能可贵的一面，那就是洁身自好。这里面有家风起的作用。有人借为其父拜寿之名摸去他的家，带着厚礼。阮父之问振聋发聩：“君奈何无故而为我寿，不恤千金？”他当然明白对方的用意：“若曰有乞于吾之子，吾子受朝廷重恩，清廉犹不足报万一，而以此污之乎！”接着他厉声说道：“君以礼来，吾接君以礼，君以贿来，恐今不可出此门阈。”阮父身体力行，把捍卫儿子的“清白”看得非常重要，阮元显然继承了这种家风。他的孙子在粤督署出生，“一时僚属馈献悉令却去”之余，还写了首绝句：“翡翠珊瑚列满盘，不教尔手亦相拈。男儿立志初生日，乳饱饴甘便要廉。”度其诗意，该是在孙子抓周的时候。

家风对塑造一个家庭成员的“三观”，作用明显。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孙奇逢有个观点：“迩来士大夫绝不讲家规身范，故子孙鲜克由礼，不旋踵而辱身丧家者多矣。祖父不能对子孙，子孙不能对祖父，皆其身多惭德者也。”

当然，家风也不是万能的，必欲其发挥功能，家训本身先需发自肺腑，而不仅仅是一些具有普适性的华丽句子的堆砌；再要知行合一，上一代给下一代作出良好示范。阮元父亲及阮元本身，就是这样的“廉”字示范。

——潮白

（刊载于南方日报2020年12月25日副刊海风版和南方+客户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