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为民仆耻为官

董必武在伏案写作。 资料图片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来自全国的13名代表参加了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议，它就是中共一大。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8年风雨历程，当年的13名代表，最后只有两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一位是开国领袖毛泽东，另一位就是董必武。

　　董必武，原名贤琮，号壁伍，1886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城南街大井坎一个贫苦教师家庭。1903年，他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同年8月，赴武昌参加乡试，因路过巡抚衙门，到门口观望了一下，被守卫诬蔑为“窥探官衙”，遭到一顿殴打，愤而弃考回乡。董必武从此看清了清朝腐败的真面目。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董必武的家乡，他立刻离开家乡赶赴武汉投入辛亥革命，并加入同盟会。他认为革命“非有武装不可”，于是用其号“壁伍”谐音“必武”为名。

　　后来，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董必武开始学习马列主义。他由信仰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作为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从不以“元老”自居，总是把自己比作“配角”“老牛”，一生都以“甘为民仆耻为官”为追求，严格规范自己和家人的言行。

　　党小组里没有特殊党员

　　在中央苏区期间，董必武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当时，他被编入校务部党支部过组织生活。虽然公事繁忙，但每次开党小组会，他都争取按时参加，认真发言。

　　有一次星期六晚上过组织生活，党小组组长李宽和考虑到董必武工作很忙，就没有通知他参加。第二天，董必武知道了，找到党小组组长说：“宽和同志，昨天过组织生活，怎么没有通知我呢？我也是咱们党小组一个党员啊！”

　　李宽和解释说：“您工作那么忙，又常到中央开会，我就没有通知您，想让您休息一下。”

　　董必武听后，十分严肃地说道：“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他的工作再忙，也要过组织生活。不参加党的活动，那算什么共产党员！”

　　在下一次党小组会上，他对上次没有参加组织活动的事作了自我批评，并诚恳请求大家对他的工作和作风提出批评意见。

　　还有一次，董必武找到党小组组长交下个月党费。小组长说：“董校长，离月底还有几天呢（当时是月底交党费），每个月您总是第一个交党费。”董必武说这几天自己工作很忙，经常到外地开会，怕把这事耽误了。小组长连忙告诉他，到时会去收的，就是忘了，也会催他。

　　董必武听了，非常认真地说：“共产党员交党费还要别人催吗？”

　　董必武主持着这一时期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日常工作，对于学校的各项事宜，他格外重视。大到教学计划的安排、讲课教员的聘请，小到学员食宿等后勤事宜，他均事必躬亲、一一落实。

　　为六角钱检讨

　　1941年，中央派董必武到红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南方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并掌管红岩机关财务开支。当时，受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影响，设在红岩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生活条件极其艰难。为了改善干部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对红岩机关的伙食开支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同志们的生活，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

　　有一次，红岩村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把报账的票据拿给董必武签字。董必武翻看发票，都是买菜、买米、买煤、车票之类的日常开销，经审核后属于报销范围，就签字同意报销。后来，所长在报账的时候，出纳却发现有六角钱的车票是私人坐车，按规定是不能报销的。此事很快反馈到董必武那里。

　　董必武又重新审查了一遍，认定那六角钱的车票确实不能报，便叫所长把六角钱的车票取出来了。为此，他十分自责，执意要在办事处召开会议作检查。

　　董必武在会上说：“同志们在生活上这样勤俭节约，但我在审核发票的时候，却犯了一个错误，把不该报账的六角钱车票签了字报销。幸好被出纳同志及时发现，不然会造成公家的损失。这件事发生后，一些同志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认为这不是小事，这关系到党的财务纪律问题。” 

　　见同志们听得很认真，董必武继续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六角钱这件事情，起码说明我的工作不认真，责任心不强，对办事处所处的地位和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所以我必须为此作深刻检讨。”

　　这件小事给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记忆，也深深影响了这些同志。

　　领导干部个人和亲属没有任何特权

　　董必武对自己要求严格，从不以高级干部自居，能给国家节约就节约，从不搞特殊。

　　他曾于1945年、1954年和1958年3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共计2600多美元。他平时还将医药费、邮电费之类的小账记得清清楚楚，绝不浪费和枉花一分钱。

　　除了对自己严格，他对待家属也同样严格。

　　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是1933年入党的老红军，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出生入死。她和董必武结婚后，也从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与家人来到北京，条件比战争年代好了很多，但何莲芝依然保持着过去的俭朴传统。她很少添置新衣服，有时候，直接把董必武的破旧衣服改一改再穿。

　　1956年，何莲芝的单位给干部调整工资，考虑到她资历深、级别低，单位拟定给她提级加工资。董必武知道后，不仅没有同意，还专门去找有关同志说，请他们考虑别的同志，不要给自己的夫人提级。三年困难时期，家里人口多，供应不够，何莲芝就自己想办法，在自家院里养鸡鸭贴补家用，决不向组织伸手提要求。

　　有的亲戚看到董必武在北京做了“大官”，就想方设法找来，希望在上学、提职、调动工作、购买紧俏商品等方面得到一些关照。但董必武对亲戚们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一概坚决拒绝。

　　董家是大家族，人口众多，不时就会有亲友向他提出各种请求，董必武就干脆写了一封“通函”，告诉亲友们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他把这封信打印出来，分别寄给了家乡的亲友们。后来找他利用职权办私事的亲友变得越来越少了。

　　1969年，儿子董良翮高中毕业后，面临就业。那时候，年轻人向往到部队参军，或是到工厂当工人，这两种岗位十分紧俏。以当时董必武的资历，要安排孩子去部队或工厂不是什么难事。但他的态度十分鲜明：“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按照父亲的要求，董良翮报名下乡，被安排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

　　临别时，董必武提醒儿子说：“你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他反复叮嘱：“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你要听老农的话，听队长的话。”

　　他问儿子还有什么要求，董良翮说，想跟您要两件东西，您的洗脸毛巾和牙刷。董必武的洗脸毛巾已磨出了洞，牙刷的柄都用断了，是用绳子捆起来继续用的。

　　这两件东西，是董必武艰苦朴素作风的象征，董良翮要这两件东西，是要用父亲的好作风勉励和鞭策自己。

　　董良翮在农村一干就是10年，他虚心向农民学习，争着干苦活、累活。

　　1975年春，九十高龄的董必武病重住院，董良翮回京探望父亲，已是弥留之际的董必武却不让儿子留在身边，催促他赶紧回去：“农村工作忙，不能长期耽搁。我这里有人照顾，你还是回农村安心工作。”董良翮只得含泪辞别病危的父亲，回到插队的农村。

　　董必武临终前在病榻上写了一首诗《九十初度》：“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这是一个毕生献给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人的自画像，也是他革命一生的光辉写照。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