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紧制定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度的方案，”3月18日，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对下一步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

　　“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那么转变职能则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李克强总理在3月17日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如是说。

　　改革之帆高高扬起，作为排头兵、先行地和实验区，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广东已率先迈出步伐。

　　加快社会组织自治化进程

　　省民政厅厅长刘洪说，近年来，我省民政部门深入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发展，加强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不断完善专业社工服务，在民政领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从去年7月1日起，除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前置审批的以外，我省已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不再需要找主管单位这个“婆婆”，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刘洪说，改革为社会组织松绑，并通过出台各项培育扶持措施，激发了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正能量。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将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进一步创新思路举措，勇于探索新路、先行先试，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充分发挥民政的基础作用。推进社会组织“政社分开”，巩固和完善行业协会“去行政化”、“去垄断化”，加快社会组织自治化、民间化进程。

　　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刘润华认为，从全国来看，广东引领了社会组织的改革，而此次国家层面的社会组织改革也借鉴了很多广东的经验。广东社会组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去行政化”就是要剪断社会组织与政府间的各种利益联系，还原其民间组织的本来面目。“去垄断化”就是要形成一种竞争性的机制。

　　政府主动向社会让渡空间

　　刘洪说，在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方面，将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建立健全以法人治理为核心、公信力建设为目标的法治规制。健全各类型社会组织法人治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联合监管制度，形成民主自治、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综合治理机制。引导社会组织下沉基层，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力争50%以上社会组织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资质和条件。

　　刘润华认为，之前的机构改革只讲政府自身设置、职能如何优化，但这次改革却清晰地指向了向社会放权，将推动四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这是了不起的改革，必将极大地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发挥作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将告别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模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和社会日趋多元，由政府包打天下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不灵了，现在就是要确立与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相适应的社会治理结构。”刘润华认为，在新的社会治理结构下，政府要主动向社会让渡空间，只要社会能够自我调节和管理的事务，政府都要尽量放手，尽量交给社会去管。政府腾让的空间必须要有承接的主体，显然，社会组织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承接主体。

　　他表示，社会组织是双刃剑，监管体制需要逐步完善，社会也需要凝聚共识。放开社会组织登记要循序渐进，在一些敏感度相对较低的社会组织先行改革有利于形成共识，应鼓励一些具有明显社会意义的社会组织率先开放、率先发展。下一步，省社工委将在为社会组织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上继续发挥作用。

　　五类社会组织优先发展

　　据了解，按照分类指导原则，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群众生活类、枢纽型社会组织将得到重点培育、优先发展。通过使用社会组织信用管理共享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可以掌握社会组织的信用状况，让守法守信的社会组织在竞争中胜出，推动行业自律和优胜劣汰。

　　省社会组织党委副书记陈钦城说，应充分发挥不同类别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行业协会应突出行业自律，反映行业诉求，促进行业发展，民办非企业单位应突出优质服务，满足教育培训、文化、群众医疗等需求，基金会应突出扶危济困、慈善救助、捐资助学、生态环保等领域的作为，城乡基层社会组织要突出服务群众、促进和谐、维护稳定。

　　陈钦城表示，社会组织的发展呼唤政府给予更多的扶持，建议各级政府都建立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和社会组织公益创投资金，重点用于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增加非营利组织取得税收减免优惠的种类和范围，保障社会组织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尽快建立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劳动用工制度，完善人员流动聘用、户籍管理、档案管理、职称评定、福利保障、权益保障等具体政策措施，创造留住人才的良好环境。

　　“三社联动”互相促进

　　有学者把“社工”、“社区”、“社会组织”比喻为拉动社会管理创新的三驾马车。在实践中，“三社联动”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认可。

　　刘洪介绍，民政部门将探索建立“三社联动”的工作机制，以社区为平台，以社区居委会为枢纽，以社会组织为支撑，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为提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民间运营等方式，实现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社工人才的有效联动、互相促进。在这个格局下，社区服务供给由政府出资购买，由社区居委会引领带动，“三社”联动互补。

　　“围绕增强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需要继续深化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刘洪说“厘清街道与社区居委会权责，推行行政事务社区准入制度，可以减轻社区居委会的行政负担，强化社区自治组织能力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枢纽作用。”

　　刘润华也认为，在保留街道办事处的情况下，可以对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实行功能差异化，由街道办事处兜底承接政府下延到社区的各种工作。“从表面上看层级没减少，但由于居委会的行政性工作被街道办事处拦截住了，从工作层面上看等于减少了层级。其中，更重要的意义是推进居委会去行政化。”

　　此外，鼓励范围较大的社区业主委员会和居委会融合也将提上议事日程。刘润华说，业主委员会实际上也是基层自治组织，是围绕着业权展开的自治。物业管理社区已经越来越普遍了。尽管现在存在很多问题，但通过业主自治实现群众自治是一个很好的途径。省社工委与相关部门已经形成共识，将尝试通过制度设计来整合。“

　　据了解，省社工委接下来将在社会建设上鼓励改革的有30多个领域，这些领域是在对各级部门多达三四轮的征求意见基础上形成的，是对基层改革的一个指引，没有强制性要求。